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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山东考生徐玉玉以568分的成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2016年8月19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她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有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要发放给她。在该陌生电话之前，徐玉玉曾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18日，女儿接到了教育部门的电话，让她办理了助学金的相关手续，说钱过几天就能发下来。”徐玉玉的母亲李自云告诉记者，由于前一天接到的教育部门电话是真的，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怀疑这个电话的真伪。按照对方要求，徐玉玉将准备交学费的9900元打入了骗子提供的账号。发现被骗后，徐玉玉万分难过，当晚就和家人去派出所报了案。在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然晕厥，不省人事，虽然医院全力抢救，但仍没能挽回她18岁的生命。
警方介入调查后，于2016年8月26日将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捉拿归案。经审査，犯罪嫌疑人陈某租住房屋，购买手机、手机卡、无线网卡等工具，从他人手中购买5万余条山东省2016年高考考生信息，并雇佣郑某、黄某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实施电话诈骗。
资料2
2016年8月，北京海淀法院审判了一起教育机构“内鬼”倒卖信息案，罪犯之一的杨某先后在北京3家教育机构工作。杨某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复制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共计200余万条，并全部卖给被告人徐某，而被告人刘某后从徐某那里购买60多万条信息，被告人范某又从刘某处复制走50万条。之后，被告人牛某、刘某某从徐某处购买5万余条。
2016年海淀警方在侦办一起伪基站案件时，发现涉案人员电脑中存有大量学生和家长信息，于是逐一开始排查，进而查到了某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卷入其中，控制了杨某等6名嫌疑人。据该案检察官向记者介绍，教育培训行业往往有大量客户，这成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诱因。受利益驱使，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实施获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的行为，并把上述信息应用到业务的扩展之中，以挖掘潜在客户，由此催生了个人信息的非法交易市场。信息买卖通常存在多重复制转手的现象，有理由怀疑这些信息是从教育机构流出的，因为只有教育机构会因各种原因收集学生和家长信息，但至于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则是此类案件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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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当下我国信息过度收集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数据收集成为了一种泛收集、过度收集，没有科学规划，也缺乏权利意识。以徐玉玉一案为例，其助学金申请表格包含了26个数据项，不仅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还有个人照片、生日、银行卡号、学号、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成员信息等。这些数据不仅呈现了申请者自身的状况，还反映了她的社会关系网。悲剧发生之后，各方都在广泛讨论，但鲜有人认真地问一句：申请助学金真的需要如此多的数据吗？
过度收集问题还在于，大部分的数据在收集后都没有加密保存。今天的信息技术，已经让数据复制、转移的成本非常低廉、过程非常简单快捷。没有加密的数据，基本上就是在“裸奔”，数据大量收集起来，又没有加密保存，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后果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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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起以视力检查为名收集学生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体检机构必须是持有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政府举办的公益性医疗机构。但郑州有这么一支三无体检队，无资质、无医学背景、无认证，由一家销售角膜塑形镜的科视视光公司和一家民营医院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组织，进入郑州、开封、焦作等城市的几百所中小学进行体检，要求体检的孩子填写“视力异常登记表”，每一位检查完视力的孩子，无论视力好坏，都被要求填写自己的姓名、家长手机号等信息。截止到央视曝光，该公司已非法获得134280条学生信息。信息获取后该公司又谎称是“郑州市中小学近视中心”来骗取家长的信任，在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没有眼科医生的情况下进行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而其所销售的角膜塑形镜，是一种用来矫治屈光不正的医疗器械，验配不合理可能导致角膜上皮脱落，甚至引发角膜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