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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数理科学和中国山水画
比较这两个从表面看来好像丝毫不搭界的人类文化领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学的实质。
中国山水画主张画家周览四海名川大山以自广。______只有先知天地之壮观，而后方能激发志气；只有罗五岳于胸中，才能收万象于笔下；只有看尽天下山水，才能下笔有生机。
数理科学也是如此。______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傅立叶说：“数学最丰富的源泉是对自然界作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傅立叶级数正是他在《热的分析理论》一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要知道，热现象是自然界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有人称赞这部书是“一首数学诗”，我则把它看成是一幅中国山水画。事实上，诗、画和数理科学并无二道。三者都是峰峦高下，烟云吞吐，万变自溢于寸心，下笔天成。
数理科学和山水画都是大自然在画家心灵深处久久孕育经过艺术加工最后所得到的产物。对于这两类画家，大自然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两者都强调“师法造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数学史上，数学分析创作的源泉，几乎全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在现代数学中，情形亦复如此。即使是无法查明一些最美妙的数学概念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大自然，但间接来自于她却是无疑的。
因为一切熠熠发光的数理科学和山水画均来自自然界的真实美感，所以才能把人引导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境界。
再者，中国山水画还强调以形写神，或遗貌取神，摄取造化神韵，主张写实和写意的统一。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数理科学也是写实和写意的绝妙统一。或者说数理科学家既是写实画派又是写意画派，别的不讲，就说圆周这个公式吧：C＝2πR，它取自于大自然(写实)，又高于大自然(写意)。它纯粹是数学家的“胸中圆”。比起自然界所有呈圆形的物，它都更圆，更正宗，更纯粹。C＝2πR是圆中之圆，只要丌的值取得足够精确，它就越呈圆形，而高于自然界。这是另一种“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绝对呈圆形的，而数学所研讨的C＝2πR却是绝对意义上的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数学公式。
看来，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思想比感官也更高贵。这便是我的科学自然观和自然哲学观。

阅读下面这篇文章，回答下列各题。
粒子束武器
粒子束武器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由能源、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组成。
能源，一般是靠核裂变或聚变的极高的脉冲功率形成。人们采用专门的核爆炸式的发电机，通过核裂变或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发出高压脉冲电流。它通过控制开关和特殊传输线路在一瞬间传输给巨型贮能器，把脉冲电荷堆积起来，通过超高压开关在毫微秒计的时间内放电。
流量压缩装置和电子注入器把脉冲高压转换成电子束，高强电磁场把它在长长的电子枪中加速，通过电子嘴向集流加速器喷射，作为形成和加速质子的媒介。
集流加速器是粒子束的核心。在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之间，装有注入阀，引入Z质(如有一种加速器的Z质用氢气)，由于电子束的高速碰撞，电子被剥落，形成质子，并集流加速，最后接近光速发射出来，摧毁目标。
粒子束武器的简单工作过程是：通过核裂变或聚变的形式实现爆炸或脉冲发电，以产生高功率的脉冲粒子束，这些粒子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射向目标，击毁目标。
(选自《自然科学》14辑)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上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辨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的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审美、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则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手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丁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不光在国内，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倾向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误读。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西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释儒家，实际上是变了味的儒学。
东汉，佛教传人，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玄学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的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胜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准确地说，是儒、道、释、庄、玄、禅各种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纳的结果。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即便是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也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清一代，始终没有停止过。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说解释不了历史。儒家即传统是对传统的误读。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的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的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绝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这真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即传统的儒家中心说，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确，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弘的精神铺设条件。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科学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既取决于今人的协作，又取决于前人的劳动成果。不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劳动成果，都表现为一定形式的知识(如图书和情报)。这些知识在进入新的科学劳动中，都是以科学劳动资料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家的创造力只有得到科学资料，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就像“活劳动”只有抓住“死劳动”，才能进行物质劳动一样。知识作为科学劳动资料具有极为特殊的使用价值。
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因消费而消失，而知识却在“消费”中永生。任何物质产品交换中都会因为“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而知识却在交流中“给了别人，自己仍然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往往是以其载体灭亡，其信息的毁灭性消费方法进行的，而知识的“消费”过程则不会亡其载体、灭其信息，而是从不同的载体上不断转移，或者由非生命载体向生命载体转移，或者是由生命载体向非生命载体转移。
物质产品的主要属性，在生产它的过程中便一次性地确定下来。牙膏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是清洁牙齿，保护口腔；衣服对消费者来说，主要是保暖身体美化生活。但是知识不然，同是一种知识，对于不同知识结构的“消费者”来说，用场各不相同。同一种无线电知识，家庭主妇的“消费”，仅在于开关电视机；工程师的“消费”，表现为从微电子学的观点，探索改进工艺的途径；科学家的“消费”则表现为使用奇妙的微分方程获得电脑的最新理论。可见，知识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现象……
正因为知识的使用价值的再生性，这便带来知识使用价值的第四个特征：馈赠性。知识像一切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了自然的巨大的馈赠性。社会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就无须再费分文了。比如，我们今天利用牛顿定律，无须向英国交税。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家共享的特殊资源，向自然索取馈赠，最关键是向知识索取馈赠。我们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知识在使用价值上的馈赠性。

阅读下面这篇文章，回答下列各题。
粒子束武器
粒子束武器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由能源、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组成。
能源，一般是靠核裂变或聚变的极高的脉冲功率形成。人们采用专门的核爆炸式的发电机，通过核裂变或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发出高压脉冲电流。它通过控制开关和特殊传输线路在一瞬间传输给巨型贮能器，把脉冲电荷堆积起来，通过超高压开关在毫微秒计的时间内放电。
流量压缩装置和电子注入器把脉冲高压转换成电子束，高强电磁场把它在长长的电子枪中加速，通过电子嘴向集流加速器喷射，作为形成和加速质子的媒介。
集流加速器是粒子束的核心。在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之间，装有注入阀，引入Z质(如有一种加速器的Z质用氢气)，由于电子束的高速碰撞，电子被剥落，形成质子，并集流加速，最后接近光速发射出来，摧毁目标。
粒子束武器的简单工作过程是：通过核裂变或聚变的形式实现爆炸或脉冲发电，以产生高功率的脉冲粒子束，这些粒子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射向目标，击毁目标。
(选自《自然科学》14辑)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上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辨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的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审美、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则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手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丁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不光在国内，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倾向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误读。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西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释儒家，实际上是变了味的儒学。
东汉，佛教传人，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玄学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的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胜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准确地说，是儒、道、释、庄、玄、禅各种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纳的结果。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即便是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也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清一代，始终没有停止过。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说解释不了历史。儒家即传统是对传统的误读。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的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的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绝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这真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即传统的儒家中心说，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确，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弘的精神铺设条件。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科学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既取决于今人的协作，又取决于前人的劳动成果。不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劳动成果，都表现为一定形式的知识(如图书和情报)。这些知识在进入新的科学劳动中，都是以科学劳动资料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家的创造力只有得到科学资料，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就像“活劳动”只有抓住“死劳动”，才能进行物质劳动一样。知识作为科学劳动资料具有极为特殊的使用价值。
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因消费而消失，而知识却在“消费”中永生。任何物质产品交换中都会因为“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而知识却在交流中“给了别人，自己仍然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往往是以其载体灭亡，其信息的毁灭性消费方法进行的，而知识的“消费”过程则不会亡其载体、灭其信息，而是从不同的载体上不断转移，或者由非生命载体向生命载体转移，或者是由生命载体向非生命载体转移。
物质产品的主要属性，在生产它的过程中便一次性地确定下来。牙膏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是清洁牙齿，保护口腔；衣服对消费者来说，主要是保暖身体美化生活。但是知识不然，同是一种知识，对于不同知识结构的“消费者”来说，用场各不相同。同一种无线电知识，家庭主妇的“消费”，仅在于开关电视机；工程师的“消费”，表现为从微电子学的观点，探索改进工艺的途径；科学家的“消费”则表现为使用奇妙的微分方程获得电脑的最新理论。可见，知识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现象……
正因为知识的使用价值的再生性，这便带来知识使用价值的第四个特征：馈赠性。知识像一切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了自然的巨大的馈赠性。社会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就无须再费分文了。比如，我们今天利用牛顿定律，无须向英国交税。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家共享的特殊资源，向自然索取馈赠，最关键是向知识索取馈赠。我们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知识在使用价值上的馈赠性。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数理科学和中国山水画
比较这两个从表面看来好像丝毫不搭界的人类文化领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学的实质。
中国山水画主张画家周览四海名川大山以自广。______只有先知天地之壮观，而后方能激发志气；只有罗五岳于胸中，才能收万象于笔下；只有看尽天下山水，才能下笔有生机。
数理科学也是如此。______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傅立叶说：“数学最丰富的源泉是对自然界作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傅立叶级数正是他在《热的分析理论》一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要知道，热现象是自然界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有人称赞这部书是“一首数学诗”，我则把它看成是一幅中国山水画。事实上，诗、画和数理科学并无二道。三者都是峰峦高下，烟云吞吐，万变自溢于寸心，下笔天成。
数理科学和山水画都是大自然在画家心灵深处久久孕育经过艺术加工最后所得到的产物。对于这两类画家，大自然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两者都强调“师法造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数学史上，数学分析创作的源泉，几乎全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在现代数学中，情形亦复如此。即使是无法查明一些最美妙的数学概念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大自然，但间接来自于她却是无疑的。
因为一切熠熠发光的数理科学和山水画均来自自然界的真实美感，所以才能把人引导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境界。
再者，中国山水画还强调以形写神，或遗貌取神，摄取造化神韵，主张写实和写意的统一。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数理科学也是写实和写意的绝妙统一。或者说数理科学家既是写实画派又是写意画派，别的不讲，就说圆周这个公式吧：C＝2πR，它取自于大自然(写实)，又高于大自然(写意)。它纯粹是数学家的“胸中圆”。比起自然界所有呈圆形的物，它都更圆，更正宗，更纯粹。C＝2πR是圆中之圆，只要丌的值取得足够精确，它就越呈圆形，而高于自然界。这是另一种“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绝对呈圆形的，而数学所研讨的C＝2πR却是绝对意义上的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数学公式。
看来，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思想比感官也更高贵。这便是我的科学自然观和自然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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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束武器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由能源、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组成。
能源，一般是靠核裂变或聚变的极高的脉冲功率形成。人们采用专门的核爆炸式的发电机，通过核裂变或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发出高压脉冲电流。它通过控制开关和特殊传输线路在一瞬间传输给巨型贮能器，把脉冲电荷堆积起来，通过超高压开关在毫微秒计的时间内放电。
流量压缩装置和电子注入器把脉冲高压转换成电子束，高强电磁场把它在长长的电子枪中加速，通过电子嘴向集流加速器喷射，作为形成和加速质子的媒介。
集流加速器是粒子束的核心。在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之间，装有注入阀，引入Z质(如有一种加速器的Z质用氢气)，由于电子束的高速碰撞，电子被剥落，形成质子，并集流加速，最后接近光速发射出来，摧毁目标。
粒子束武器的简单工作过程是：通过核裂变或聚变的形式实现爆炸或脉冲发电，以产生高功率的脉冲粒子束，这些粒子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射向目标，击毁目标。
(选自《自然科学》14辑)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上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辨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的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审美、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则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手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丁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不光在国内，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倾向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误读。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西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释儒家，实际上是变了味的儒学。
东汉，佛教传人，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玄学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的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胜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准确地说，是儒、道、释、庄、玄、禅各种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纳的结果。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即便是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也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清一代，始终没有停止过。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说解释不了历史。儒家即传统是对传统的误读。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的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的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绝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这真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即传统的儒家中心说，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确，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弘的精神铺设条件。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数理科学和中国山水画
比较这两个从表面看来好像丝毫不搭界的人类文化领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学的实质。
中国山水画主张画家周览四海名川大山以自广。______只有先知天地之壮观，而后方能激发志气；只有罗五岳于胸中，才能收万象于笔下；只有看尽天下山水，才能下笔有生机。
数理科学也是如此。______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傅立叶说：“数学最丰富的源泉是对自然界作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傅立叶级数正是他在《热的分析理论》一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要知道，热现象是自然界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有人称赞这部书是“一首数学诗”，我则把它看成是一幅中国山水画。事实上，诗、画和数理科学并无二道。三者都是峰峦高下，烟云吞吐，万变自溢于寸心，下笔天成。
数理科学和山水画都是大自然在画家心灵深处久久孕育经过艺术加工最后所得到的产物。对于这两类画家，大自然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两者都强调“师法造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数学史上，数学分析创作的源泉，几乎全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在现代数学中，情形亦复如此。即使是无法查明一些最美妙的数学概念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大自然，但间接来自于她却是无疑的。
因为一切熠熠发光的数理科学和山水画均来自自然界的真实美感，所以才能把人引导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境界。
再者，中国山水画还强调以形写神，或遗貌取神，摄取造化神韵，主张写实和写意的统一。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数理科学也是写实和写意的绝妙统一。或者说数理科学家既是写实画派又是写意画派，别的不讲，就说圆周这个公式吧：C＝2πR，它取自于大自然(写实)，又高于大自然(写意)。它纯粹是数学家的“胸中圆”。比起自然界所有呈圆形的物，它都更圆，更正宗，更纯粹。C＝2πR是圆中之圆，只要丌的值取得足够精确，它就越呈圆形，而高于自然界。这是另一种“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绝对呈圆形的，而数学所研讨的C＝2πR却是绝对意义上的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数学公式。
看来，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思想比感官也更高贵。这便是我的科学自然观和自然哲学观。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科学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既取决于今人的协作，又取决于前人的劳动成果。不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劳动成果，都表现为一定形式的知识(如图书和情报)。这些知识在进入新的科学劳动中，都是以科学劳动资料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家的创造力只有得到科学资料，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就像“活劳动”只有抓住“死劳动”，才能进行物质劳动一样。知识作为科学劳动资料具有极为特殊的使用价值。
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因消费而消失，而知识却在“消费”中永生。任何物质产品交换中都会因为“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而知识却在交流中“给了别人，自己仍然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往往是以其载体灭亡，其信息的毁灭性消费方法进行的，而知识的“消费”过程则不会亡其载体、灭其信息，而是从不同的载体上不断转移，或者由非生命载体向生命载体转移，或者是由生命载体向非生命载体转移。
物质产品的主要属性，在生产它的过程中便一次性地确定下来。牙膏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是清洁牙齿，保护口腔；衣服对消费者来说，主要是保暖身体美化生活。但是知识不然，同是一种知识，对于不同知识结构的“消费者”来说，用场各不相同。同一种无线电知识，家庭主妇的“消费”，仅在于开关电视机；工程师的“消费”，表现为从微电子学的观点，探索改进工艺的途径；科学家的“消费”则表现为使用奇妙的微分方程获得电脑的最新理论。可见，知识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现象……
正因为知识的使用价值的再生性，这便带来知识使用价值的第四个特征：馈赠性。知识像一切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了自然的巨大的馈赠性。社会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就无须再费分文了。比如，我们今天利用牛顿定律，无须向英国交税。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家共享的特殊资源，向自然索取馈赠，最关键是向知识索取馈赠。我们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知识在使用价值上的馈赠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丁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不光在国内，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倾向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误读。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西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释儒家，实际上是变了味的儒学。
东汉，佛教传人，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玄学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的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胜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准确地说，是儒、道、释、庄、玄、禅各种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纳的结果。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即便是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也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清一代，始终没有停止过。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说解释不了历史。儒家即传统是对传统的误读。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的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的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绝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这真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即传统的儒家中心说，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确，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弘的精神铺设条件。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上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辨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的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审美、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则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手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阅读下面这篇文章，回答下列各题。
粒子束武器
粒子束武器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由能源、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组成。
能源，一般是靠核裂变或聚变的极高的脉冲功率形成。人们采用专门的核爆炸式的发电机，通过核裂变或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发出高压脉冲电流。它通过控制开关和特殊传输线路在一瞬间传输给巨型贮能器，把脉冲电荷堆积起来，通过超高压开关在毫微秒计的时间内放电。
流量压缩装置和电子注入器把脉冲高压转换成电子束，高强电磁场把它在长长的电子枪中加速，通过电子嘴向集流加速器喷射，作为形成和加速质子的媒介。
集流加速器是粒子束的核心。在电子喷嘴和集流加速器之间，装有注入阀，引入Z质(如有一种加速器的Z质用氢气)，由于电子束的高速碰撞，电子被剥落，形成质子，并集流加速，最后接近光速发射出来，摧毁目标。
粒子束武器的简单工作过程是：通过核裂变或聚变的形式实现爆炸或脉冲发电，以产生高功率的脉冲粒子束，这些粒子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射向目标，击毁目标。
(选自《自然科学》14辑)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数理科学和中国山水画
比较这两个从表面看来好像丝毫不搭界的人类文化领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学的实质。
中国山水画主张画家周览四海名川大山以自广。______只有先知天地之壮观，而后方能激发志气；只有罗五岳于胸中，才能收万象于笔下；只有看尽天下山水，才能下笔有生机。
数理科学也是如此。______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傅立叶说：“数学最丰富的源泉是对自然界作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傅立叶级数正是他在《热的分析理论》一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要知道，热现象是自然界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有人称赞这部书是“一首数学诗”，我则把它看成是一幅中国山水画。事实上，诗、画和数理科学并无二道。三者都是峰峦高下，烟云吞吐，万变自溢于寸心，下笔天成。
数理科学和山水画都是大自然在画家心灵深处久久孕育经过艺术加工最后所得到的产物。对于这两类画家，大自然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两者都强调“师法造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数学史上，数学分析创作的源泉，几乎全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在现代数学中，情形亦复如此。即使是无法查明一些最美妙的数学概念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大自然，但间接来自于她却是无疑的。
因为一切熠熠发光的数理科学和山水画均来自自然界的真实美感，所以才能把人引导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境界。
再者，中国山水画还强调以形写神，或遗貌取神，摄取造化神韵，主张写实和写意的统一。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数理科学也是写实和写意的绝妙统一。或者说数理科学家既是写实画派又是写意画派，别的不讲，就说圆周这个公式吧：C＝2πR，它取自于大自然(写实)，又高于大自然(写意)。它纯粹是数学家的“胸中圆”。比起自然界所有呈圆形的物，它都更圆，更正宗，更纯粹。C＝2πR是圆中之圆，只要丌的值取得足够精确，它就越呈圆形，而高于自然界。这是另一种“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宇宙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绝对呈圆形的，而数学所研讨的C＝2πR却是绝对意义上的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数学公式。
看来，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思想比感官也更高贵。这便是我的科学自然观和自然哲学观。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科学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既取决于今人的协作，又取决于前人的劳动成果。不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劳动成果，都表现为一定形式的知识(如图书和情报)。这些知识在进入新的科学劳动中，都是以科学劳动资料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家的创造力只有得到科学资料，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就像“活劳动”只有抓住“死劳动”，才能进行物质劳动一样。知识作为科学劳动资料具有极为特殊的使用价值。
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因消费而消失，而知识却在“消费”中永生。任何物质产品交换中都会因为“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而知识却在交流中“给了别人，自己仍然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往往是以其载体灭亡，其信息的毁灭性消费方法进行的，而知识的“消费”过程则不会亡其载体、灭其信息，而是从不同的载体上不断转移，或者由非生命载体向生命载体转移，或者是由生命载体向非生命载体转移。
物质产品的主要属性，在生产它的过程中便一次性地确定下来。牙膏对于消费者来说主要是清洁牙齿，保护口腔；衣服对消费者来说，主要是保暖身体美化生活。但是知识不然，同是一种知识，对于不同知识结构的“消费者”来说，用场各不相同。同一种无线电知识，家庭主妇的“消费”，仅在于开关电视机；工程师的“消费”，表现为从微电子学的观点，探索改进工艺的途径；科学家的“消费”则表现为使用奇妙的微分方程获得电脑的最新理论。可见，知识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多层次现象……
正因为知识的使用价值的再生性，这便带来知识使用价值的第四个特征：馈赠性。知识像一切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了自然的巨大的馈赠性。社会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就无须再费分文了。比如，我们今天利用牛顿定律，无须向英国交税。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家共享的特殊资源，向自然索取馈赠，最关键是向知识索取馈赠。我们今天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知识在使用价值上的馈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