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韦伯的著作《我们的朋友即“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德国的精英教育》对一战前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作了比较性研究,他发现:一战前德国的大学师生并未受激进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主导,他们与英国的大学师生有着大体类似的思想状态,彼此间对对方国家远非如大家想像的那么敌视。即便在一战到来后,德国大众中的好战情绪也远未甚嚣尘上。英国学者维希的著作《1914年精神:德国的军国主义、神话与动员》考察了一战发生时八十多种德国报刊上的评论,并有此结论:对战争的兴奋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学生和中产阶级上层而非其他阶层中,而且低落、恐惧和焦急之情在大众中间多有流露,全民性的所谓“战争兴奋”只是德国当局为支持战争和动员大众而营造的神话。
——摘编自梅然《头号军国主义大国是如何练成的?》
《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经有所改革,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士大夫争相效仿的“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他们的咏史诗、咏物诗、山水诗或描写边塞的诗,较接近社会现实;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他们的诗作与当时流行的宫体诗区别开来,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来临。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摘编自《王勃集序》《初唐四杰对唐诗改革的影响》等
1.初步扭转诗歌创作的不良风气;
2.推动五言、七言诗的发展成熟;
3.丰富诗歌创作的题材,推动唐诗时代的到来。
《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经有所改革,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士大夫争相效仿的“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他们的咏史诗、咏物诗、山水诗或描写边塞的诗,较接近社会现实;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他们的诗作与当时流行的宫体诗区别开来,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来临。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摘编自《王勃集序》《初唐四杰对唐诗改革的影响》等
1.改革诗歌创作题材,创作生活化、现实化;
2.改革诗歌创作风格,趋向清俊豪迈;
3.促进诗歌文体变革,创作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