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在汉代以前，一般不题撰人，要查考其作者，颇为艰难。如《诗经》的作者似可从《诗序》中考知，然而对于《诗序》的作者，历来就众说纷纭，或孔子、或子夏、或卫宏、或国史等，其本身都很难确信，以此为凭，更难考知。历代以来，诗篇中已考知作者的，也只有《节南山》、《巷伯》、《丞民》、《崧高》、《载驰》、《鸱鸮》、《无衣》、《常棣》、《抑》、《时迈》等若干篇而已。迄今绝大多数诗篇的作者，仍然无法考知。 
先秦诸子，题为某子，也所不是他本人亲手所著，实为其后人、弟子、宾客所撰定。至于辑集成书，题为某子，更是后来的事。通常是后人将某一学派著作汇集成书，取其代表人物的姓，冠以某子之称。 
《史记·韩非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也说：‚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指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由此可见，战国时韩非、汉初时司马相如都未在作品上标着自己的名字。 
汉魏文人著作，也不自题姓名。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未标注姓名，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西汉辞赋家枚乘之字），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东汉文学家）之词。以采推之，两汉之作乎。”他认为可能是枚乘的作品，其中《孤竹》篇是傅毅之作，不过也不敢断定，所以只能比较其文采，推断为两汉人所作。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八首题为枚乘所作。而南北朝梁代另一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又把《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剔除出来，疑是曹植作品。唐李善注《文选》，在篇题下加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或曰枚乘，疑不能明也。‛对定为枚乘之作，提出了异议。直到今天，人们还只能推断，大致是东汉无名氏所作，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又如《胡笳十八拍》，也因其未标上作者姓名，而相传为东汉著名女诗人蔡琰（字文姬）所作，也曾被学者认定为伪作。郭沫若经多方考证，反复辩说，先后写了六读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专门文章，断定为蔡琰所作，并非伪作。然而此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文献自署撰人，即标明作者姓名，大致到魏、晋时期才渐开风气。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风尚、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不同，一些古书经后人编纂、增删、修订、注释，作者在署名方式上也不完全相同。简单的只标明作者的姓名，或别名，或字号；复杂的则连字号、籍贯、时代、官职、封号、爵号及著作方式等都一一标列出来。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