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为一个词汇走进人类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客观实际中，自然状态下的转基因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例如最常见的植物花粉借助昆虫、自然风等不同的媒介传播而进行的杂交现象；另外，人们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方法改良作物的遗传特性，藉此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性。这些过程实质上是基因在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间的一种转移方式。自然界的基因转移是被动的、无序的、没有目标性，但这种基因转移模式也构成了生命进化的动因之一，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世界。传统的杂交育种实践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基因转移通常只能在近缘物种之间进行，基因转移的精确性和效率较低，转移的基因中还可能包括不良基因。传统的转基因技术的诸多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传统育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和高新技术，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命科学世纪的重要代表和具体体现。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转基因生物，是采用重组DNA技术，从生物体中鉴定和分离特定的基因，经精心构建后植入受体生物染色体基因组内，使之稳定整合、正确发挥功能并遗传给后代的技术。这种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的遗传改良的基因设计和基因操作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转基因。现代转基因技术不仅克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种种局限性，大大提高了转基因的效率，加快了种质改良进程，而且打破了物种间的遗传壁垒，拓展了新品种研发可选择的特征范围，同时人工设计加工基因的应用则更进一步扩大了可利用的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是人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目的、有计划、有根据、有预见地进行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晶，是人类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跃迁，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定向驾驭生物遗传改良的新时代。 
现代生物技术将在彻底解决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顽症肆虐、粮食短缺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上成为关键技术和支柱产业。这种技术被许多国家视为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中的关键，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市场经济中，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企业界、金融界竞相投资和争夺的热点。 
基因经济是从各种转基因产品的商品化开始崭露头角的。仅以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为例，自1993年世界上首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的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批准上市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应用发展迅速，国际农业生物技术获取与应用协会（ISAAA）200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有1／4的耕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66％，其中，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占美国大豆总面积的74％，抗虫棉约占棉田总面积的71％，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面积的32％。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发展中国家和12个工业化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2年的5867万公顷，6年间增长了约35倍。转基因作物的销售额，从1995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3亿美元，即5年间增加约30倍；进入新世纪后的前3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市场价值每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2年高达42.5 亿美元。
（节选自朱作言《转基因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意义》，有删改）

转基因作为一个词汇走进人类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客观实际中，自然状态下的转基因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例如最常见的植物花粉借助昆虫、自然风等不同的媒介传播而进行的杂交现象；另外，人们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方法改良作物的遗传特性，藉此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性。这些过程实质上是基因在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间的一种转移方式。自然界的基因转移是被动的、无序的、没有目标性，但这种基因转移模式也构成了生命进化的动因之一，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世界。传统的杂交育种实践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基因转移通常只能在近缘物种之间进行，基因转移的精确性和效率较低，转移的基因中还可能包括不良基因。传统的转基因技术的诸多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传统育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和高新技术，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命科学世纪的重要代表和具体体现。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转基因生物，是采用重组DNA技术，从生物体中鉴定和分离特定的基因，经精心构建后植入受体生物染色体基因组内，使之稳定整合、正确发挥功能并遗传给后代的技术。这种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的遗传改良的基因设计和基因操作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转基因。现代转基因技术不仅克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种种局限性，大大提高了转基因的效率，加快了种质改良进程，而且打破了物种间的遗传壁垒，拓展了新品种研发可选择的特征范围，同时人工设计加工基因的应用则更进一步扩大了可利用的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是人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目的、有计划、有根据、有预见地进行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晶，是人类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跃迁，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定向驾驭生物遗传改良的新时代。 
现代生物技术将在彻底解决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顽症肆虐、粮食短缺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上成为关键技术和支柱产业。这种技术被许多国家视为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中的关键，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市场经济中，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企业界、金融界竞相投资和争夺的热点。 
基因经济是从各种转基因产品的商品化开始崭露头角的。仅以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为例，自1993年世界上首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的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批准上市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应用发展迅速，国际农业生物技术获取与应用协会（ISAAA）200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有1／4的耕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66％，其中，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占美国大豆总面积的74％，抗虫棉约占棉田总面积的71％，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面积的32％。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发展中国家和12个工业化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2年的5867万公顷，6年间增长了约35倍。转基因作物的销售额，从1995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3亿美元，即5年间增加约30倍；进入新世纪后的前3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市场价值每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2年高达42.5 亿美元。
（节选自朱作言《转基因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意义》，有删改）

转基因作为一个词汇走进人类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客观实际中，自然状态下的转基因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例如最常见的植物花粉借助昆虫、自然风等不同的媒介传播而进行的杂交现象；另外，人们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方法改良作物的遗传特性，藉此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性。这些过程实质上是基因在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间的一种转移方式。自然界的基因转移是被动的、无序的、没有目标性，但这种基因转移模式也构成了生命进化的动因之一，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物种世界。传统的杂交育种实践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基因转移通常只能在近缘物种之间进行，基因转移的精确性和效率较低，转移的基因中还可能包括不良基因。传统的转基因技术的诸多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传统育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和高新技术，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命科学世纪的重要代表和具体体现。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转基因生物，是采用重组DNA技术，从生物体中鉴定和分离特定的基因，经精心构建后植入受体生物染色体基因组内，使之稳定整合、正确发挥功能并遗传给后代的技术。这种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的遗传改良的基因设计和基因操作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转基因。现代转基因技术不仅克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种种局限性，大大提高了转基因的效率，加快了种质改良进程，而且打破了物种间的遗传壁垒，拓展了新品种研发可选择的特征范围，同时人工设计加工基因的应用则更进一步扩大了可利用的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是人类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目的、有计划、有根据、有预见地进行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是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晶，是人类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跃迁，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定向驾驭生物遗传改良的新时代。 
现代生物技术将在彻底解决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顽症肆虐、粮食短缺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上成为关键技术和支柱产业。这种技术被许多国家视为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中的关键，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市场经济中，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企业界、金融界竞相投资和争夺的热点。 
基因经济是从各种转基因产品的商品化开始崭露头角的。仅以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为例，自1993年世界上首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的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批准上市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应用发展迅速，国际农业生物技术获取与应用协会（ISAAA）200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有1／4的耕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66％，其中，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占美国大豆总面积的74％，抗虫棉约占棉田总面积的71％，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面积的32％。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发展中国家和12个工业化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2年的5867万公顷，6年间增长了约35倍。转基因作物的销售额，从1995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3亿美元，即5年间增加约30倍；进入新世纪后的前3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市场价值每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2年高达42.5 亿美元。
（节选自朱作言《转基因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意义》，有删改）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它靠在一块1.5平方公里的绿洲旁，从这儿走出沙漠一般需要三昼夜的时间，可是在肯·莱文1926年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过大沙漠。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是尝试4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 
肯·莱文作为英国皇家院的院士，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用手语向这儿的人问其原因，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从这儿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还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真伪，他做了一个试验，从比赛尔村向北走，结果三天半就走了出来。  
比赛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肯·莱文非常纳闷，最后他只得雇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牵上两匹骆驼，肯·莱文收起指南针等设备，只拄一根木棍跟在后面。 
10天过去，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一块绿洲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这次，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感觉往前走，他会走出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比赛尔村地处浩瀚的沙漠中间，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想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 
肯·莱文在离开比赛尔时，带了一个叫阿古特尔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上次和他合作的人，他告诉这个汉子，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阿古特尔照着去做，三天之后果然来到了大漠的边缘。 
现在，比赛尔已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颗明珠，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来到这儿，阿古特尔作为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它靠在一块1.5平方公里的绿洲旁，从这儿走出沙漠一般需要三昼夜的时间，可是在肯·莱文1926年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过大沙漠。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是尝试4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 
肯·莱文作为英国皇家院的院士，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用手语向这儿的人问其原因，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从这儿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还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真伪，他做了一个试验，从比赛尔村向北走，结果三天半就走了出来。  
比赛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肯·莱文非常纳闷，最后他只得雇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牵上两匹骆驼，肯·莱文收起指南针等设备，只拄一根木棍跟在后面。 
10天过去，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一块绿洲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这次，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感觉往前走，他会走出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比赛尔村地处浩瀚的沙漠中间，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想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 
肯·莱文在离开比赛尔时，带了一个叫阿古特尔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上次和他合作的人，他告诉这个汉子，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阿古特尔照着去做，三天之后果然来到了大漠的边缘。 
现在，比赛尔已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颗明珠，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来到这儿，阿古特尔作为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它靠在一块1.5平方公里的绿洲旁，从这儿走出沙漠一般需要三昼夜的时间，可是在肯·莱文1926年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过大沙漠。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是尝试4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 
肯·莱文作为英国皇家院的院士，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用手语向这儿的人问其原因，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从这儿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还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真伪，他做了一个试验，从比赛尔村向北走，结果三天半就走了出来。  
比赛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肯·莱文非常纳闷，最后他只得雇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牵上两匹骆驼，肯·莱文收起指南针等设备，只拄一根木棍跟在后面。 
10天过去，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一块绿洲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这次，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感觉往前走，他会走出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比赛尔村地处浩瀚的沙漠中间，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想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 
肯·莱文在离开比赛尔时，带了一个叫阿古特尔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上次和他合作的人，他告诉这个汉子，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阿古特尔照着去做，三天之后果然来到了大漠的边缘。 
现在，比赛尔已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颗明珠，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来到这儿，阿古特尔作为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它靠在一块1.5平方公里的绿洲旁，从这儿走出沙漠一般需要三昼夜的时间，可是在肯·莱文1926年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过大沙漠。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是尝试4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 
肯·莱文作为英国皇家院的院士，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用手语向这儿的人问其原因，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从这儿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还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真伪，他做了一个试验，从比赛尔村向北走，结果三天半就走了出来。  
比赛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肯·莱文非常纳闷，最后他只得雇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牵上两匹骆驼，肯·莱文收起指南针等设备，只拄一根木棍跟在后面。 
10天过去，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一块绿洲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这次，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感觉往前走，他会走出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比赛尔村地处浩瀚的沙漠中间，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想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 
肯·莱文在离开比赛尔时，带了一个叫阿古特尔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上次和他合作的人，他告诉这个汉子，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阿古特尔照着去做，三天之后果然来到了大漠的边缘。 
现在，比赛尔已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颗明珠，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来到这儿，阿古特尔作为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比赛尔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小村庄，它靠在一块1.5平方公里的绿洲旁，从这儿走出沙漠一般需要三昼夜的时间，可是在肯·莱文1926年发现它之前，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走出过大沙漠。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是尝试4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 
肯·莱文作为英国皇家院的院士，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用手语向这儿的人问其原因，结果，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从这儿无论向哪个方向走，最后都还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真伪，他做了一个试验，从比赛尔村向北走，结果三天半就走了出来。  
比赛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肯·莱文非常纳闷，最后他只得雇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路，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牵上两匹骆驼，肯·莱文收起指南针等设备，只拄一根木棍跟在后面。 
10天过去，他们走了大约800英里的路程，第11天的早晨，一块绿洲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赛尔。这次，肯·莱文终于明白了，比赛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北极星。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一个人如果凭感觉往前走，他会走出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后的足迹十有八九是一把卷尺的形状。比赛尔村地处浩瀚的沙漠中间，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想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 
肯·莱文在离开比赛尔时，带了一个叫阿古特尔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上次和他合作的人，他告诉这个汉子，只要你白天休息，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就能走出沙漠。阿古特尔照着去做，三天之后果然来到了大漠的边缘。 
现在，比赛尔已是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一颗明珠，每年数以万计的旅游者来到这儿，阿古特尔作为比赛尔的开拓者，他的铜像被竖在小城的中央。铜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新生活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音调悠扬婉转，意韵绵长。这几天常常在大街小巷听到这首歌，渐渐也熟悉了这旋律。熟悉一首歌是重要的，越听越会觉得平和中自有真挚的感情流露。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短，但其实词短情长，意义很深：“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这里的“我”和“你”，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里，“你”和“我”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比肩淡定的从容和平和，有了一种相互守望，共同创造世界未来的自信。我们“同住地球村”的意识，“永远是一家人”的愿望，都喻示着在这个2008，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关系。这里所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坦然和坦诚，也显示了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这种融入当然不是取消“我”和“你”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展现的新的理想和新的祈愿。中国此时已经能够平视世界，已经能够为世界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分享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 
反复听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了同样是刘欢演唱，同样是曾经唱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歌。那首歌同样表现的是“我”与“你”的关系，也同样意蕴深沉，但却和《我和你》的意思有相当的不同。这就是1993年的秋天播出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虽然那部电视剧仅仅是讲述一个北京人王启明在纽约的艰难奋斗史，但那首歌却超越了这部电视剧而且有着相当的意义。 
我还记得刘欢用激越的声音演唱《千万次的问》，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人。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在表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还是在做出着坚韧的努力，试图融入世界，和“你”平等对话，但这一切却显得如此艰难和如此痛苦。中国还在艰苦地摸索着走向世界的道路，我们还充满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焦虑。中国和世界之间还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中国人百年的富强之梦，其实就是试图让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融入世界。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经验，让中国面对世界的时候，难免于仰视和俯视的视角，两者都充满了焦虑。这种“落后”和“挨打”的关联正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为深刻的痛苦：“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困境，“挨打”却星无辜者受到欺凌；“落后”所以要学习和赶超，“挨打”所以要反抗和奋起。反抗和奋起来自一种民族精神，而学习和赶超却是“具体”的文化选择。这就造成了《千万次的问》里面那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千万里”的追寻，而“你却并不在意”的感慨。“我已经不再是我”的必然，而“你却依然是你”的现实状况，让这首歌自有自己的深沉内涵。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艰辛奋斗，其实正是为了争取一个和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和平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人类贡献中国力量的愿望，正是我们在整个二十世纪不断努力追寻的目标。 
但今天，我看到的是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之巅，刘欢和莎拉·布莱曼一起引吭高歌：“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我们付出的一切获得了历史和世界的报偿，“我”和“你”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在一起”的美好时刻，我向你伸出的手也得到了你最好的回应；《我和你》短短的歌词其实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感动和浪漫的情怀两首歌，十五年的距离，跨越了世纪，见证了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成长。
（张颐武《两首歌见证中国的成长》，《北京青年报》200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