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
五年前，李春燕新婚不久就卖掉了婆家赠送的财礼──两头水牛，在贫困的大塘村开设了一家小小的卫生室。她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位诬师，此人靠跳大神儿“治病”。乡亲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有病到她这里打针吃药。作为一名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今年28岁的李春燕已经是附近教育程度最高的医生了。
多数日子里，李春燕主要忙于治疗感冒和发烧。有时候也要翻过长满水稻和卷心菜的梯田，到就医更不方便的临近村庄为产妇接生。“现在连诬师都要到我这来看病了，他总是流鼻涕，”头发利落地束在脑后的李春燕骄傲地说。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发出了补充更多赤脚医生的倡议，但像李春燕这样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从江县地方政府一直希望他们的360个村子里都能有赤脚医生，但却无力负担这笔费用，所以也一直未能实现目标。赤脚医生无法从国家获得补贴，而普通的乡村医生每月则可以领到100美元左右的工资。
结果，多数赤脚医生和周围的邻居一样生活困苦。2000年与李春燕一道毕业于这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资助项目的25名同学中，只有一小部分仍然留在医疗领域。他们大多数选择了到薪水较高的城里打工。李春燕有时甚至不得不接受患者的鸡、鸭、蛋来代替现金。她翻山越岭几小时到其他村子为产妇接生，但最多只能挣到4美元，有时获得的报酬只有区区6美分。
李春燕的部分医疗技能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位赤脚医生──她的父亲李汉明。1965年，李汉明中学毕业后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之后就开始在乡村公社给人看病。如今，由于对中、西医都有了解，来找他的患者仍然络绎不绝。这位61岁的老先生每周都要去山里采药，弄些灌木、草根回来，用于治疗感冒、咽喉肿痛和痢疾。
李春燕居住的大塘村距离繁华的上海有1，900多公里，这里很多农民甚至无力支付最低水平的医疗保险。多数家庭一年的收入不足60美元，远远低于中国的贫困线。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区。
患者可以在他们需要治疗的时候随时前来。一天晚上10点45分左右，李春燕夫妇刚刚吃完饭，正在收拾碗筷，一位妇女就进来了。迅速询问过病情后，李春燕开始用剪刀捅开封著的玻璃瓶，给那位妇女怀里流著鼻涕的2岁小孩注射抗生素，并辅之以传统中药，以缓解他的烧热。这位妇女付给李春燕两张一块钱的纸币，合25美分。她只收了一张。
第二天一早雄鸡刚刚报晓，她的第一批患者就来了──另外两个患了感冒的小孩。他们也注射了同样的抗生素，外加一些含蛇胆成分的止咳药。专家已经对中国边远地区医生过度依赖抗生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李春燕说，她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疾病迅速扩散。
“赤脚医生”的出现也是毛泽东在六七十年的一项重要功绩。所谓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边远地区为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村医务工作者。当地政府会选出赤脚医生的培养对象，然后对这些人进行三到六个月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这个名称也是对最底层医护人员的一种形象描述，他们当中很多人还要继续耕地种田，常常赤著脚在农田里干活。
毛主席倡导下的赤脚医生帮助实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六十年代开始推行的疫苗接踵项目，中国成为了率先根除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等高度传染疾病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到七十年代，中国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已经领先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农村居民中有85%可以接受公社资助的医疗。
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这样的成就遭到了遗弃。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政府取缔了公社，而公社正是资助医疗的重要部门，此外，政府还停止向赤脚医生支付工资。很多赤脚医生被迫回家种田。其他人则开起了药店，依靠高价售药来维持生计。
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
3月份，中国国务院下属研究机构以罕见的犀利言辞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几十年的医疗改革“不成功”。海外健康专家表示，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风险很高──而一旦失败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如果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很多地区不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像非典型肺炎（SRAS）、艾滋病（AIDS）、禽流感这类疾病将很容易在全球蔓延。李春燕这样的人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出建议称，政府应该像过去那样鼓励赤脚医生的存在。他们应该接受免费培训，并享有政府提供的工资，应由他们来充当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的排头兵。
但批评人士指出，这种提议太不切实际了。“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们已经基本上成了药贩子，”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William C. Hsiao说。他正在牵头实施改善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状况的一个试验项目。Hsiao表示，医生技能不高并不是中国医疗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农民真正需要的是获得可以负担的医疗保险，让医生的行为受到村委会的监督。

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
五年前，李春燕新婚不久就卖掉了婆家赠送的财礼──两头水牛，在贫困的大塘村开设了一家小小的卫生室。她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位诬师，此人靠跳大神儿“治病”。乡亲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有病到她这里打针吃药。作为一名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今年28岁的李春燕已经是附近教育程度最高的医生了。 
多数日子里，李春燕主要忙于治疗感冒和发烧。有时候也要翻过长满水稻和卷心菜的梯田，到就医更不方便的临近村庄为产妇接生。“现在连诬师都要到我这来看病了，他总是流鼻涕，”头发利落地束在脑后的李春燕骄傲地说。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发出了补充更多赤脚医生的倡议，但像李春燕这样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从江县地方政府一直希望他们的360个村子里都能有赤脚医生，但却无力负担这笔费用，所以也一直未能实现目标。赤脚医生无法从国家获得补贴，而普通的乡村医生每月则可以领到100美元左右的工资。 
结果，多数赤脚医生和周围的邻居一样生活困苦。2000年与李春燕一道毕业于这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资助项目的25名同学中，只有一小部分仍然留在医疗领域。他们大多数选择了到薪水较高的城里打工。李春燕有时甚至不得不接受患者的鸡、鸭、蛋来代替现金。她翻山越岭几小时到其他村子为产妇接生，但最多只能挣到4美元，有时获得的报酬只有区区6美分。
李春燕的部分医疗技能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位赤脚医生──她的父亲李汉明。1965年，李汉明中学毕业后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之后就开始在乡村公社给人看病。如今，由于对中、西医都有了解，来找他的患者仍然络绎不绝。这位61岁的老先生每周都要去山里采药，弄些灌木、草根回来，用于治疗感冒、咽喉肿痛和痢疾。 
李春燕居住的大塘村距离繁华的上海有1，900多公里，这里很多农民甚至无力支付最低水平的医疗保险。多数家庭一年的收入不足60美元，远远低于中国的贫困线。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区。 
患者可以在他们需要治疗的时候随时前来。一天晚上10点45分左右，李春燕夫妇刚刚吃完饭，正在收拾碗筷，一位妇女就进来了。迅速询问过病情后，李春燕开始用剪刀捅开封著的玻璃瓶，给那位妇女怀里流著鼻涕的2岁小孩注射抗生素，并辅之以传统中药，以缓解他的烧热。这位妇女付给李春燕两张一块钱的纸币，合25美分。她只收了一张。
第二天一早雄鸡刚刚报晓，她的第一批患者就来了──另外两个患了感冒的小孩。他们也注射了同样的抗生素，外加一些含蛇胆成分的止咳药。专家已经对中国边远地区医生过度依赖抗生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李春燕说，她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疾病迅速扩散。  
“赤脚医生”的出现也是毛泽东在六七十年的一项重要功绩。所谓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边远地区为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村医务工作者。当地政府会选出赤脚医生的培养对象，然后对这些人进行三到六个月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并能为产妇接生。这个名称也是对最底层医护人员的一种形象描述，他们当中很多人还要继续耕地种田，常常赤著脚在农田里干活。 
毛主席倡导下的赤脚医生帮助实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六十年代开始推行的疫苗接踵项目，中国成为了率先根除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等高度传染疾病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到七十年代，中国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已经领先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农村居民中有85%可以接受公社资助的医疗。 
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这样的成就遭到了遗弃。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政府取缔了公社，而公社正是资助医疗的重要部门，此外，政府还停止向赤脚医生支付工资。很多赤脚医生被迫回家种田。其他人则开起了药店，依靠高价售药来维持生计。
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 
3月份，中国国务院下属研究机构以罕见的犀利言辞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几十年的医疗改革“不成功”。海外健康专家表示，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风险很高──而一旦失败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如果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很多地区不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像非典型肺炎（SRAS）、艾滋病（AIDS）、禽流感这类疾病将很容易在全球蔓延。李春燕这样的人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出建议称，政府应该像过去那样鼓励赤脚医生的存在。他们应该接受免费培训，并享有政府提供的工资，应由他们来充当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的排头兵。
但批评人士指出，这种提议太不切实际了。“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们已经基本上成了药贩子，”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教授William C. Hsiao说。他正在牵头实施改善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状况的一个试验项目。Hsiao表示，医生技能不高并不是中国医疗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农民真正需要的是获得可以负担的医疗保险，让医生的行为受到村委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