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5日《纽约时报》载文《美国抗癌失败录》，文中哈佛大学的J•Baylor博士认为，美国正在抗癌的战斗中遭受失败，“对癌症的治疗工作没多大起色”。但美国癌症学会的L.Garfield博士则认为：“毫无疑问，总体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是肺癌所致。如果不考虑肺癌，死亡率就不是上升了8%，而是下降了13%。” 请问： （1）两位博士在确定抗癌治疗效果这一问题上的分析方法有何差异？ （2）这一事例对于我们研究财政学问题有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