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当时，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如，周代就按“耕三余一”的原则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
请问，上述材料反映的财政思想及其原因是什么？

1986年5月5日《纽约时报》载文《美国抗癌失败录》，文中哈佛大学的J•Baylor博士认为，美国正在抗癌的战斗中遭受失败，“对癌症的治疗工作没多大起色”。但美国癌症学会的L.Garfield博士则认为：“毫无疑问，总体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是肺癌所致。如果不考虑肺癌，死亡率就不是上升了8%，而是下降了13%。”
请问：
（1）两位博士在确定抗癌治疗效果这一问题上的分析方法有何差异？
（2）这一事例对于我们研究财政学问题有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