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政府作出了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中国经济近几年持续平稳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经济学界也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底有多大空间和可持续性。近两年来，有的学者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淡出（马栓友，2001）；有的学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转型（课题组，2000；安体富，2002）；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要防止出现“凯恩斯依赖症”（杨继绳，2002）。很显然，不管是否承认，很多学者已经把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简单地等同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了。但是，这种简单的等同是有一定偏颇的。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对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再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1）中国并不完全存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背景模式，因而，中国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凯恩斯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更接近新古典综合派的增长性财政政策；（2）中国要实现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在中、长期保持平稳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这需要包括增长性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组合来支撑；（3）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应加以坚持并使之更加有效。根据上述材料做一简要分析，怎样理解各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主要产生于下列哪个学派（）

下列不属于财政政策特征的是（）

为了解决结构平衡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是（）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隐含的风险主要包括（）

能够调节货币供求，协调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

财政政策的传导媒介主要包括（）

简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

汲水政策是汉森的财政政策理论，这种政策的载体是（）

财政政策的特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