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江河荡荡,治道泱泱,人类5000年文明史乃是一部人逐渐被“发现”、人逐渐成其为“人”的历史。人类社会之种种迷失、种种误途,倘以观念史检视,皆因对人的认识不清而起。
承认和肯定人的主体性、高贵性应该是一切制度文明的根基,历史上一切对人的践踏、奴役和屠杀,皆是没有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上。
在某些学者看来,社会历史的演进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是神本时代,神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二是物本时代,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物质的追求构成时代的主题;其三是社本时代,社会整体构成个人自由的尺度;其四乃是今天我们所极力张扬的人本时代。人本时代的开启标志着人不再是手段和被奴役的对象,人将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法治是一项世俗的事业,真正的法治不是在追求神性的证成,而是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本世纪之初武汉大学李龙教授率先提出了“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的提出意味着一切制度必须经受人权尺度的衡量,所有阻碍、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制度构成必须予以抛弃;人本法律观强调法律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这既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赋予了我们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李教授认为,人本法律观是一种人道的法学观。他认为“人本法律观”中的“人”,外延是每一个人,是所有的人;内涵则是指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同时,李教授还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人本法律观”的衡量标准,主张以人为本不是以弱势群体为本,而是以人的平等保护为准;以人为本不是以消灭有差异的人为本,法律本来就是解决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的工具;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它强调理性生活的个体以及该理性主体自我选择的权利;最后,以人为本不是以国家为本,而是以百姓为本,必须回应和满足公民的利益需求。
上述资料中写道:“法治是一项世俗的事业,真正的法治不是在追求神性的证成,而是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和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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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舌尖上的安全”已从民生话题,升级至举国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是食品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安全状况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局面日益复杂——基层食品制售小、散、乱的现状,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零散暴发,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弥散至全国,国民对食品安全状况的不信任,又引发疯狂的网络谣言和不理性的“自卫”行动。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以贯彻落实新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创新工作思路和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全面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责任。以基层为主战场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5年4月,《食品安全法》历时两年大修,增加50新条款。新法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对违法者,它设立了“安全红线”;对执法者,它严格了执法程序;对食品安全新常态,它增添了网购、婴幼儿食品、保健品、转基因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的新规定,影响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从田间到餐桌,从企业到行业协会,从媒体监督到消费者举报,每个人其实都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人”。根据给定材料,概括造成我国食品不安全的原因有哪些?
1.提起平顶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煤多。除了煤,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书会,绵延700余年不衰;宋代五大名瓷之首——汝瓷诞生在平顶山汝州……而这里的人民也很幸福,“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初冬时节,在平顶山市白龟湖畔,野鸭时游时飞,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平顶山人正逐步改变着因煤而引起的负面形象。“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坚持“生态建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和谐兴市”,坚持保持增长与优化结构并重、力促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实现了由污染较重的工业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的“华丽转身”。2009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27.8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居全*省第五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3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居全*省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2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78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68.8%和77.8%。随着经济发展,平顶山市打出了改善民生的“组合拳”:在全*省率先建立全民医保、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制度;率先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县(区)活动;率先实行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等,被国家有关部委称为“平顶山模式”。“这些进步,是我们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作风和方法要求的成果。”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说。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为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平顶山市将之与干部政绩考核连在一起。日前,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在考察研究干部时,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没有通过,直接原因是:群众“幸福指数”较低。赵顷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还有抱怨?问题就在于,一些干部不善于把工作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发展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上。为此,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平顶山在全国是较早的一个。2.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 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 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 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唯GDP 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幸福感”正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目标。但好看的GDP 与真实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道“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旗帜下,如何把追求GDP 增长与幸福感增强统一起来,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开动脑筋重点解决的问题。幸福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说法,上网查找“什么是幸福”,搜索出来的结果有306万条,但幸福却是有共性的。当我们被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压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幸福;当我们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但幸福却是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更可以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来衡量的。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民生工程却仍然停滞不前,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又如何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3.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关于幸福感指数,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影响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其先后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幸福感指数的内涵。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来自广东农村的19岁小伙梁智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凭借精确完美的砌墙手艺拿到了本届砌筑项目世界冠军。许多网友惊呼:“搬砖砌墙也能成世界冠军!”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建设质量强国和制造强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请你就此谈谈看法。
前不久,浙江杭州协警礼为奇因及时专业的处置,避免路面塌陷造成惨剧,成为“世界网红”;而在另一些地方,聘用上岗的“临时”人员违规执法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在各地,山东将在6月底告别临时工执法,吉林明令禁止临时工执法,四川成都规定党政群机关今后原则上不得使用临时工……临时工问题,可说是我们在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直面的课题。事实上,在不少舆论事件中,暴力执法、上班打牌、公车私用、雷言雷语常常和“临时工”联系在一起,有人由此形容,临时工有双面属性:犯事儿与扛事儿、干活与顶雷。请问你如何看待“临时工”现象?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向音著协缴纳一定费用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天下午4点07分,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下午4点20分,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 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下午4点51分,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前天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48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大量音乐人的争议。根据给定资料,如果相关部门决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请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指出草案中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调整意见。要求:措施得当、条理清晰,字数在400字以内。
“斑马线”被称为行人的“安全线”、“生命线”。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不惜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行人横穿马路被撞飞的交通惨剧时有发生。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事故的90%。6月份,公安部交管局已部署各地重点围绕不礼让斑马线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启动集中整治。对于“礼让斑马线”你怎么看?请谈谈看法。
近日,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3起学生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导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即组织山东、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3起案件全部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被诈骗的新闻仍在增加,最新一例是,因骗子冒充公检法,清华一老师被电信诈骗1760万元。应该说,徐玉玉之死形成了一次持续的舆论风暴。这是多年来个人信息保护缺失,个人信息“裸奔”,人们不断遭遇骚扰诈骗后的一次总爆发,是一起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事件,未必有标志性意义。迄今为止,徐玉玉事件的价值似乎仅局限于形成舆论共鸣,促使警方迅速侦办案件,提醒公众学习“防骗大法”,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深层叩问、反思,也仅限于媒体和专家,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完全动起来。据有关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就高达59.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诈骗从业人员多达160万人,“年产值”1100亿元,已经形成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不仅个人,包括公安机关,学校,甚至电信运营商,都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巨大漏洞束手无策,任凭公众成为透明人,在与诈骗分子的交锋中,全靠运气躲避。请简要分析,我国电信诈骗屡禁不止的原因?
“你网购吗?”这个看似普通得有些令人跌眼镜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互联网+”深深扎根于餐饮、旅行、住宿、电影等生活服务类行业,一部智能手机就能代劳所有事情。乘坐火车出行时,许多人往往是先通过手机APP订票,然后在车站自助机前取票或者直接凭身份证上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老人只会在车站的售票窗口排队购票,付出着时间和体力的成本。在互联网应用迅速发展的中国,“银发族”因难以及时掌握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正遭遇着一些“不便利”的尴尬。近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人们通过手机社交、看新闻、网购、理财、打车、订外卖、旅游……互联网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仅以手机支付为例,我国网民手机线上支付的使用比例高达64.7%。也就是说,有4.24亿网民已经可以不带钱包和信用卡就出门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粘屏”数据中,年轻人无疑作出了最大“贡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至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4.7%。就在老人成为网络世界的边缘群体同时,现实社会中,老年人口却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互联网惠不及老者。“尽管适度上网对老人有很多好处,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网络产品都忽视了老人的使用需求,让他们产生一种被抛弃、被边缘的不适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曾对媒体说。李大爷今年65岁,在儿子的帮助下,他注册了微信账号,平常与家人语音聊天。在身边只会打电话的老人们眼中,李大爷算是时尚“触网族”。最近,从河南到北京照看孙子的李大爷傻了眼:去买菜买水果,店里竖一块牌子,微信或支付宝支付打八折;超市里卖大米下载App关注店家,就有半价优惠。“别人动动手指就能办好的事情,我们往往要花更多的钱去办,还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排队、等待,最后还不一定能办好。”看得见的实惠,却摸不着,这让李大爷很苦恼。“现在,不会上网连打车都打不到。”从浙江来北京看望女儿的王奶奶说,原本在马路上打车,招手就有车停下,明明看着是“空车”,却已经被别人“下单”了。去大排档吃碗面,没有美团多花2元钱;到酒店吃大餐,别人用支付宝享受八八折,自己却要付全款;给孙子买一套品牌服装,专卖店打七折,网上买又便宜了50多元;就连平时到银行交纳水电气费用、到医院看病挂号等,都比别人慢一拍。在“互联网+”时代,老人往往被“网”遗忘。学不会、没人教、怕被骗老人触网遭遇三大“拦路虎”去年,武汉大学互联网全龄化实践队发布了《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约33.3%的老人常在上网时遇到困难,偶尔遇到困难的占51.7%,两者相加超过八成。年轻人动动手指就可享受的服务,缘何在“银发群体”遇阻?“互联网应用本来是带来各种便利的,但由于老年人知识储备陈旧等原因,难以及时跟上时代脚步。”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王云飞说,大部分老人都遭遇过网络信息难以获取的尴尬、网络娱乐无法参与的尴尬以及网络服务无法使用的尴尬。62岁的郑州市民李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儿子前不久给他买了部新手机,但是除了打电话、发短信以及勉强会用微信,别的功能都不知道怎么用。“微信也只会用语音,我知道手机能装打车软件,叫车很方便,但我从来没用过,也不知道怎么用。”对于李先生来说,智能手机只不过是一部与家人联络的电话而已。“现在挂号看病、订火车票都在网上,不会用电脑,这些都做不了,还是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65岁的宋大爷承认,有时候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趟”了。此外,没人教也是阻碍老年人触网的一大难题。当前,让老人能跟上时代脚步的主要方式还是子女亲朋的帮助。曾经,一组教爸妈使用微信的手绘漫画在中国社交网站上走红,感动一众国人。许多人开始反思这种尴尬现实下老年人的触网需求遇阻问题。“我们通过市场调查发现老年人远离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不是不会,而是没人教,他们是被忽视的群体。”唯创集团创始人王振说。很多老年人也想学习使用电脑、手机上网,学习使用各种方便生活的新软件,但现实是老年人缺乏畅通的渠道学习新技术。家住长沙荷园小区的刘大爷告诉记者,他很想学着使用这些新技术,多次向儿子请教,但毕竟反应慢,儿子教了他几下没学会,就显得很不耐烦,他自己也有被嫌弃的感觉,不想学了。还有一个让多数老年人不敢触网的原因是“怕被骗”。记者采访发现,谈及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手机银行等涉及财务功能的互联网应用,几乎所有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怕被骗”。每当定期存款到期日,郑州的张阿姨就会早早出门,揣着存折,赶在8点前来到家附近的银行门口排队。“不敢用网银,那个买完看不见摸不着的,心里不踏实。”张阿姨说,自己宁愿花时间排队,也不在网上办理。不仅如此,淘宝、滴滴打车等与“钱袋子”挂钩的软件,大部分老年人都害怕使用。根据上述材料,如何针对老年人进行“互联网扫盲”。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楚,不超过500字。
近日,浦东某外国语小学一年级某班的几位家长,为了能竞选进入家委会,纷纷晒名校学历、海归背景、高管职位,比车、比房、比资源……残酷的竞争、激烈的措辞,映照着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也促人审视家委会这一沟通平台,思考家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乡村教育,是教育阵地一块相对比较薄弱的区域。每学期开学,总有老师默默地离开,也有一些新老师悄悄地到来。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乡村老师为什么选择了逃离乡村,又是什么人选择了坚守呢?K市教育局组成调研组,走访了一些乡村教育的亲历者,听听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小张老师(刚从乡村小学调入县城的年轻老师,26岁):我调入县城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个人问题。不然先不要说工作,就是找个对象都难。那些在县城行政机关混的人,几年下来,怎么着也是某某主任、某某长了。但在学校,混成校长的概率很低很低。职称也是有比例限制的,每次就那么几个,晋升也很难。如果职称上不去,那工资也就永远上不去。现在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女方要求的条件也越来越高,家里有车、县城有房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光靠着工资买房,生活压力太大了。县城里的机会毕竟要多一点。人到中年的李老师(41岁):我主要考虑生活方不方便的问题。为了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来回跑,不方便。孩子读高中了,放在村里混也不现实,送城里希望他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来能有好前途。我也要跟在身边,才能放心,毕竟高考也是人生大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职称。对于老师而言,绕来绕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职称。我在下面工作快二十年了,还是中级职称。下面老师晋升职称的机会太少了,越往上机会越多。我调到城里,是想看有没有机会再晋升到高级职称。中青年教师王老师(33岁):我调入县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乡村学校工作,干得没劲。乡村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安心教学的地方。很多必要的教学设施都没有,多媒体设备申请不到,学生的音乐课体育课没什么像样的场地,各方面都跟不上。再说了,我们老师也很难,一切评优评模、职称晋升等好事一般轮不着。教育局对基层教育的干涉十分厉害。课怎么讲,教案怎么写,每学期都有检查。还要配合学校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一年到头,老师们疲于应付,真正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就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也就是说,老师上课,老教师可以随意指点,校长可以随意批评,教育局也可以强力干涉。站在讲台上上课的老师却没有上课的自主权利,你说可笑不可笑?小陈老师(29岁,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乡村小学任教):我们村是个贫困村,条件什么都比较差,我也很想在这里为孩子们多做点事,改变一下现状,但现实很尴尬。我也不小了,很多相亲对象一听说学校在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都连连摇头,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连开车进来都不是很方便。人往高处走,每当问起自己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干下去,信念就会动摇。大龄青年胡老师(31岁,在乡村学校任教5年):这几年来我工作做得算是挺不错的,按我们当地教育局政策,在偏远乡镇任教的28岁以上未婚女教师,可以申请调往城区学校。我早就申请了,局里有关领导已经答应,让我回校填个调动申请表按组织程序报上来。但是学校校长不同意放人,也不给签字。乡镇教师短缺,教育局与教管办有不成文的内部规定,随便放走教师一般不再给补充,以此相互监督制约,也有点互相推卸责任的意思。校长不敢签字实属正常,如果签了,教管办会批评,教办主任签了字并上报了,教育局便有了话说。这怎么办,政策就这样沦为一纸空文了吗?实在是非常难办。中年韩老师(43岁,在乡村学校任教20余年):我在乡村学校任教,确实是喜欢这里,环境非常好,而且人际关系简单,学生热爱学习。我教的班级每学期全县统测成绩都名列前茅。我在这里教学有一种成就感,领导也比较器重。每送完一届学生想调走的时候,都舍不得走,领导一挽留,就又留下了。老师的假期也比较多,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是很少,可以接受。如果你是调研组成员,请根据“给定资料”,梳理乡村教师队伍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