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3起学生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导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即组织山东、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3起案件全部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被诈骗的新闻仍在增加，最新一例是，因骗子冒充公检法，清华一老师被电信诈骗1760万元。
应该说，徐玉玉之死形成了一次持续的舆论风暴。这是多年来个人信息保护缺失，个人信息“裸奔”，人们不断遭遇骚扰诈骗后的一次总爆发，是一起标志性事件。
但标志性事件，未必有标志性意义。迄今为止，徐玉玉事件的价值似乎仅局限于形成舆论共鸣，促使警方迅速侦办案件，提醒公众学习“防骗大法”，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深层叩问、反思，也仅限于媒体和专家，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完全动起来。
据有关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就高达59.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诈骗从业人员多达160万人，“年产值”1100亿元，已经形成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不仅个人，包括公安机关，学校，甚至电信运营商，都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巨大漏洞束手无策，任凭公众成为透明人，在与诈骗分子的交锋中，全靠运气躲避。
请简要分析，我国电信诈骗屡禁不止的原因？

从2016年6月26日起，上海市停止实行70岁以上老人持“敬老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地铁的做法，改为给老年人发放综合津贴。6月27日，据上海多个公交车队反映，当天老年乘客比以往下降了八成以上。
对于上海市发放综合津贴的做法，谈一谈如何做好公共福利分配？

当前，“舌尖上的安全”已从民生话题，升级至举国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是食品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安全状况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局面日益复杂——基层食品制售小、散、乱的现状，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零散暴发，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弥散至全国，国民对食品安全状况的不信任，又引发疯狂的网络谣言和不理性的“自卫”行动。
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以贯彻落实新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创新工作思路和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全面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责任。以基层为主战场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5年4月，《食品安全法》历时两年大修，增加50新条款。新法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对违法者，它设立了“安全红线”；对执法者，它严格了执法程序；对食品安全新常态，它增添了网购、婴幼儿食品、保健品、转基因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的新规定，影响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从田间到餐桌，从企业到行业协会，从媒体监督到消费者举报，每个人其实都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人”。
根据给定材料，概括造成我国食品不安全的原因有哪些?

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主动作为，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也要合力为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先生你好，最近我们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会考虑吗？”
“我这儿有明细的正规发票，需要不？”
“女士，请问您最近考虑买房或租房吗？”……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联系实际谈谈“骚扰电话”大行其道的原因？

2016年10月，孤寡老人办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被要求请吃饭“意思意思”，结果一顿饭花掉了3个月收入600多元。对此，当事村干部却表示，“不去吃对不起人家。”一面是困难群众对摆脱贫困的殷殷期盼，一面却是“要办事，先吃饭”的不当要求，补助被变相“克扣”，发生在四川安岳增花村的这个故事，令人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
请试分析有哪些做法可以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

1.提起平顶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煤多。除了煤，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书会，绵延700余年不衰；宋代五大名瓷之首——汝瓷诞生在平顶山汝州……而这里的人民也很幸福，“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初冬时节，在平顶山市白龟湖畔，野鸭时游时飞，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平顶山人正逐步改变着因煤而引起的负面形象。“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坚持“生态建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和谐兴市”，坚持保持增长与优化结构并重、力促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实现了由污染较重的工业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的“华丽转身”。2009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27.8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居全*省第五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3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居全*省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2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78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68.8%和77.8%。
随着经济发展，平顶山市打出了改善民生的“组合拳”：在全*省率先建立全民医保、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制度；率先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县（区）活动；率先实行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等，被国家有关部委称为“平顶山模式”。“这些进步，是我们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作风和方法要求的成果。”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说。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为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平顶山市将之与干部政绩考核连在一起。
日前，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在考察研究干部时，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没有通过，直接原因是：群众“幸福指数”较低。赵顷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还有抱怨？问题就在于，一些干部不善于把工作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发展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上。为此，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平顶山在全国是较早的一个。
2.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 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 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 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唯GDP 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幸福感”正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目标。但好看的GDP 与真实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道“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旗帜下，如何把追求GDP 增长与幸福感增强统一起来，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开动脑筋重点解决的问题。
幸福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说法，上网查找“什么是幸福”，搜索出来的结果有306万条，但幸福却是有共性的。当我们被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压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幸福；当我们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但幸福却是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更可以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来衡量的。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民生工程却仍然停滞不前，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又如何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3.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
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
关于幸福感指数，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影响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其先后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
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
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幸福感指数的内涵。
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向音著协缴纳一定费用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
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天下午4点07分，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下午4点20分，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 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下午4点51分，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
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前天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48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大量音乐人的争议。根据给定资料，如果相关部门决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请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指出草案中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调整意见。
要求：措施得当、条理清晰，字数在400字以内。

1.在不久前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上，中粮集团连续第十九年入围，也是唯一上榜的粮油食品企业。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对于中粮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央企业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这十年，不仅是中粮跨越发展的十年，同时也是深刻转型的十年。面对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面对前所未有的市场挑战，中粮集团在自觉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不断创新商业模式，逐步由单一的粮食贸易企业，发展成为集种植养殖、加工、物流、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有分析指出，中粮集团已然成为全国同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中粮人矢志不渝，尽显“忠良”!
“中粮，忠良，就是要‘忠于国计，良于民生’。”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说：“粮食，是国计，也是民生。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肩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稳定市场供给和价格的责任、为群众提供安全营养健康食品的责任、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责任不能变。”
宁高宁还说：“担当责任，需要有大格局、大气魄，更需要有新理念、新思路。”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粮食流通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粮积极转变发展思路，由单一的外贸企业逐步转型为贸易加工并举的实体型企业。
在此基础上，中粮积极推进“有限相关多元化、业务单元专业化”战略，以粮油食品为主体，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扩展产业发展空间。2010年，中粮进一步提出，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也就是以消费者为导向，从产业链源头做起，经过种植与采购、贸易及物流、食品原料和饲料原料的加工、养殖屠宰、食品加工、分销及物流、品牌推广、食品销售等每一个环节，实现食品安全可追溯，形成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全产业链。一言以蔽之，就是“从田间到餐桌”。
全产业链，让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实现了“无缝对接”，加快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了农民收入。目前，中粮的业务涵盖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种植、养殖领域，包括稻米、小麦、大豆、菜籽、玉米、葡萄、番茄、糖料、大麦、肉食、乳业等，农作物种植面积近3600万亩，直接惠及全国2%的农户；在营销渠道上，分布着4000多家大型经销商和全部的大型商超连锁客户，近4万家中小型经销商和超过350万家终端售点遍布全国。其中，小包装食用油、小包装米、小包装面粉及制品等国内主要粮油品种的销售网络，已实现了全国952个大中城市全覆盖，县乡市场覆盖率超过80%。在中国，每两人中就有一人享用过中粮的营养健康产品。
2.近年来，中粮集团又在积极开发生物质能源，不仅为我国新能源的发展探路，同时也为农民增收拓展了新的空间。
中粮在广西北海合浦县投资建设生物质能源项目，年产燃料乙醇20万吨。这个项目所用的原料，就是当地广泛种植的木薯。目前，这个项目带动木薯种植80万亩，4年累计带动农民增收近8亿元。
“让广大农民成为中粮的战略合作者。”宁高宁说，“通过和农民的产业链接，形成中粮产业链，在做大做强国有资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三农’，致富农民。”
给定资料提到“中粮集团已然成为全国同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请分析指出其领先地位如何体现。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准确，不超过250字。

1.银行卡从未离身，存款却不翼而飞。这不是魔术，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近年来，银行卡盗刷事件屡见不鲜。POS机以及自动取款机，都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布下的“陷阱”。
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储户使用的银行卡几乎都是磁条银行卡，其安全性主要取决于磁条和密码，磁条记录的是客户的基本信息以备银行掌握，密码则只有持卡人掌握。只要掌握了持卡人的基本信息和密码，就能轻而易举将卡中的钱取出来。
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漏洞，将复制装置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或POS机上，获取持卡人的相关信息。今年3月31日，广东江门抓获一名跨境盗刷银行卡团伙的犯罪嫌疑人，缴获了一批作案工具和克隆卡。
银行卡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类似的新闻屡见报端，被盗刷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动辄几万十几万，有的甚至高达数百万，让人对口袋中的银行卡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银行卡相当于每个人的“金库”，但如果掌管“金库”的钥匙很容易被复制，你还会觉得它安全吗？
银行人士称，抛开银行卡犯罪的其他风险因素不谈，就卡本身来说，磁条卡风险大已成基本事实。对磁条卡而言，最重要的数据就是“磁条信息”。然而用户在使用银行卡时，磁条信息很容易被窃取，这直接导致了近年来银行卡的发案率直线上升。实际上，这一问题从技术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只需将磁条转换成芯片。由于芯片卡拥有更为高端的加密技术，因此已成为全球发卡趋势。
对此，信用卡专家、法律界专家都认为，从技术角度而言，银行有责任改进银行卡的防盗性能，为磁条卡补漏应尽快提上日程。据《中国经济周刊》8月21日报道，银行明知道磁条银行卡安全隐患大，却不去进行必要的技术升级、银行卡换代和ATM机等设备的更新，而且在持卡人实际发生损失时，还极力推诿、狡辩，其行为不但是不作为，从某种角度看实际已涉嫌构成商业欺诈。银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芯片卡未发生过一笔盗刷。
2.有专家表示：“不要把储存了大量资金的银行卡拿来作日常消费，一旦密码丢失会非常危险，将工资卡、理财卡等与消费卡分开，这样即使被盗刷，损失也有限。”
2012年5月15日晚上8点左右，在确定嫌疑车里的几名男子进入自助银行后，一名侦察员跟了进去，这家自助银行里面有两台取款机，三名男子在靠里面的那台取款机前围了半天，既没有存钱，也没有取钱就离开了，那么他们究竟在动什么手脚呢？
当侦察员通过门禁系统想要再次进入银行时，却发现刷卡器比20分钟前长了半截，而刚才被三名男子围着的那台取款机好像出了故障。
经过几天的秘密侦查，警方认定，这些人的确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嫌疑，因此决定对这一团伙实施抓捕，5月23日晚上9点，当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在丰台区一家歌厅聚齐后，民警兵分三路对他们实施了全面抓捕。
犯罪嫌疑人在自助银行的门禁系统上安装解码器以后，储户在进门刷卡时，银行卡里的信息就会录入到解码器里面。其实，如果取款人留心观察，被改装过的进门刷卡器是很明显就能够辨认出的。
警员提醒：“到柜员机取钱，若发现柜员机的插卡口有被加装的不明设备，有非正规摄像头正对密码输入键盘，正常操作下取款不顺甚至被吞卡，而柜员机旁恰好又贴有所谓的‘温馨告示’时，千万警惕，这台柜员机很可能被动了手脚。这时应立即和柜员机所属银行取得联系，不要着急拨打‘温馨告示’上的电话，而应拨打银行正规客服电话，否则很可能掉入犯罪分子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中。”
当前，网购成为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的消费方式，但钓鱼网站的“崛起”让银行卡使用面临威胁。这些网站往往利用盗链、跳转等手段，骗持卡人输入卡片、密码等信息，最终盗取持卡人账户资金。对此，消费者应提高警惕，在正规网站消费，注意分辨假网站，使用U 盾等物理手段保护密码安全等。尽可能不在网吧、单位电脑等公共网络上操作；不要随意登录不明网站，小心木马程序套取支付密码，并定期更新支付密码。
请你针对资料中提到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和建议。
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250字。

“你网购吗？”这个看似普通得有些令人跌眼镜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互联网+”深深扎根于餐饮、旅行、住宿、电影等生活服务类行业，一部智能手机就能代劳所有事情。乘坐火车出行时，许多人往往是先通过手机APP订票，然后在车站自助机前取票或者直接凭身份证上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老人只会在车站的售票窗口排队购票，付出着时间和体力的成本。
在互联网应用迅速发展的中国，“银发族”因难以及时掌握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正遭遇着一些“不便利”的尴尬。
近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人们通过手机社交、看新闻、网购、理财、打车、订外卖、旅游……互联网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仅以手机支付为例，我国网民手机线上支付的使用比例高达64.7%。也就是说，有4.24亿网民已经可以不带钱包和信用卡就出门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粘屏”数据中，年轻人无疑作出了最大“贡献”。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至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4.7%。
就在老人成为网络世界的边缘群体同时，现实社会中，老年人口却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
互联网惠不及老者。“尽管适度上网对老人有很多好处，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网络产品都忽视了老人的使用需求，让他们产生一种被抛弃、被边缘的不适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曾对媒体说。
李大爷今年65岁，在儿子的帮助下，他注册了微信账号，平常与家人语音聊天。在身边只会打电话的老人们眼中，李大爷算是时尚“触网族”。最近，从河南到北京照看孙子的李大爷傻了眼：去买菜买水果，店里竖一块牌子，微信或支付宝支付打八折；超市里卖大米下载App关注店家，就有半价优惠。
“别人动动手指就能办好的事情，我们往往要花更多的钱去办，还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排队、等待，最后还不一定能办好。”看得见的实惠，却摸不着，这让李大爷很苦恼。
“现在，不会上网连打车都打不到。”从浙江来北京看望女儿的王奶奶说，原本在马路上打车，招手就有车停下，明明看着是“空车”，却已经被别人“下单”了。
去大排档吃碗面，没有美团多花2元钱；到酒店吃大餐，别人用支付宝享受八八折，自己却要付全款；给孙子买一套品牌服装，专卖店打七折，网上买又便宜了50多元；就连平时到银行交纳水电气费用、到医院看病挂号等，都比别人慢一拍。在“互联网+”时代，老人往往被“网”遗忘。
学不会、没人教、怕被骗
老人触网遭遇三大“拦路虎”
去年，武汉大学互联网全龄化实践队发布了《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约33.3%的老人常在上网时遇到困难，偶尔遇到困难的占51.7%，两者相加超过八成。
年轻人动动手指就可享受的服务，缘何在“银发群体”遇阻？
“互联网应用本来是带来各种便利的，但由于老年人知识储备陈旧等原因，难以及时跟上时代脚步。”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王云飞说，大部分老人都遭遇过网络信息难以获取的尴尬、网络娱乐无法参与的尴尬以及网络服务无法使用的尴尬。
62岁的郑州市民李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儿子前不久给他买了部新手机，但是除了打电话、发短信以及勉强会用微信，别的功能都不知道怎么用。
“微信也只会用语音，我知道手机能装打车软件，叫车很方便，但我从来没用过，也不知道怎么用。”对于李先生来说，智能手机只不过是一部与家人联络的电话而已。
“现在挂号看病、订火车票都在网上，不会用电脑，这些都做不了，还是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65岁的宋大爷承认，有时候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趟”了。
此外，没人教也是阻碍老年人触网的一大难题。
当前，让老人能跟上时代脚步的主要方式还是子女亲朋的帮助。曾经，一组教爸妈使用微信的手绘漫画在中国社交网站上走红，感动一众国人。许多人开始反思这种尴尬现实下老年人的触网需求遇阻问题。
“我们通过市场调查发现老年人远离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不是不会，而是没人教，他们是被忽视的群体。”唯创集团创始人王振说。
很多老年人也想学习使用电脑、手机上网，学习使用各种方便生活的新软件，但现实是老年人缺乏畅通的渠道学习新技术。家住长沙荷园小区的刘大爷告诉记者，他很想学着使用这些新技术，多次向儿子请教，但毕竟反应慢，儿子教了他几下没学会，就显得很不耐烦，他自己也有被嫌弃的感觉，不想学了。
还有一个让多数老年人不敢触网的原因是“怕被骗”。记者采访发现，谈及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手机银行等涉及财务功能的互联网应用，几乎所有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怕被骗”。
每当定期存款到期日，郑州的张阿姨就会早早出门，揣着存折，赶在8点前来到家附近的银行门口排队。“不敢用网银，那个买完看不见摸不着的，心里不踏实。”张阿姨说，自己宁愿花时间排队，也不在网上办理。
不仅如此，淘宝、滴滴打车等与“钱袋子”挂钩的软件，大部分老年人都害怕使用。
根据上述材料，如何针对老年人进行“互联网扫盲”。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楚，不超过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