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未成年人是互联网治理中的议题之一。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守护未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论坛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尹冬梅表示，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和安全，对于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意义重大。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7.5亿，未成年人人数超过了1.5亿，占中国网民的近五分之一。而放眼世界，全球互联网用户正迈向40亿，其中三分之一的用户是未成年人。请结合实谈谈你的看法。

近日，浦东某外国语小学一年级某班的几位家长，为了能竞选进入家委会，纷纷晒名校学历、海归背景、高管职位，比车、比房、比资源……残酷的竞争、激烈的措辞，映照着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也促人审视家委会这一沟通平台，思考家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今年冬季，北方部分地区加快推进“煤改气”。在清洁取暖的大趋势下，天然气供应紧张、供暖不顺畅等问题，比如：由于供暖需求大幅增加，河北省天然气供应处于严重紧张状态；山西省临汾市部分城区发生供暖迟到现象。问题出现后，河北省紧急实施天然气需求侧管理机制，及时启动天然气供应橙色预警；临汾市各级干部也加班加点攻克难关，全力做好供暖扫尾工作。这导致一时在社会上引起要不要“煤改气”、要不要实施清洁取暖的讨论。请你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五一放假期间，一位成都姑娘因为一杯冰饮的小事，感动了无数网友。由于天气炎热，成都一位环卫工人想喝杯冰饮，到饮料店中说“要杯最便宜的”。由于最便宜也得6块钱一个中杯，环卫工犹豫一会之后还决定买一杯。这时店员姑娘谎称有会员折扣，4块钱给了他一大杯。这件小事被放到了网上，引起众多网友点赞。请你结合自己的理解，谈一谈网友们在赞什么呢？

近几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舆论。在例如顶级高校农村娃比例渐少、招聘市场越发偏爱城市青年的报道中，人们似乎发现，尽管中国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物质条件、生活阅历方面的差距仍然是一大批“寒门青年”出人头地的障碍。6月23日，北京市高考分数公布，北京二中的熊轩昂同学以690分的成绩获得文科最高分。他的父母是外交官，给了他良好的成长环境，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进一步被解读为：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才有机会成功，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寒门再难出贵子。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乡村教育，是教育阵地一块相对比较薄弱的区域。每学期开学，总有老师默默地离开，也有一些新老师悄悄地到来。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乡村老师为什么选择了逃离乡村，又是什么人选择了坚守呢？K市教育局组成调研组，走访了一些乡村教育的亲历者，听听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小张老师（刚从乡村小学调入县城的年轻老师，26岁）：我调入县城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个人问题。不然先不要说工作，就是找个对象都难。那些在县城行政机关混的人，几年下来，怎么着也是某某主任、某某长了。但在学校，混成校长的概率很低很低。职称也是有比例限制的，每次就那么几个，晋升也很难。如果职称上不去，那工资也就永远上不去。现在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女方要求的条件也越来越高，家里有车、县城有房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光靠着工资买房，生活压力太大了。县城里的机会毕竟要多一点。人到中年的李老师（41岁）：我主要考虑生活方不方便的问题。为了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来回跑，不方便。孩子读高中了，放在村里混也不现实，送城里希望他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来能有好前途。我也要跟在身边，才能放心，毕竟高考也是人生大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职称。对于老师而言，绕来绕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职称。我在下面工作快二十年了，还是中级职称。下面老师晋升职称的机会太少了，越往上机会越多。我调到城里，是想看有没有机会再晋升到高级职称。中青年教师王老师（33岁）：我调入县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乡村学校工作，干得没劲。乡村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安心教学的地方。很多必要的教学设施都没有，多媒体设备申请不到，学生的音乐课体育课没什么像样的场地，各方面都跟不上。再说了，我们老师也很难，一切评优评模、职称晋升等好事一般轮不着。教育局对基层教育的干涉十分厉害。课怎么讲，教案怎么写，每学期都有检查。还要配合学校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一年到头，老师们疲于应付，真正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就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也就是说，老师上课，老教师可以随意指点，校长可以随意批评，教育局也可以强力干涉。站在讲台上上课的老师却没有上课的自主权利，你说可笑不可笑？小陈老师（29岁，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乡村小学任教）：我们村是个贫困村，条件什么都比较差，我也很想在这里为孩子们多做点事，改变一下现状，但现实很尴尬。我也不小了，很多相亲对象一听说学校在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都连连摇头，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连开车进来都不是很方便。人往高处走，每当问起自己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干下去，信念就会动摇。大龄青年胡老师（31岁，在乡村学校任教5年）：这几年来我工作做得算是挺不错的，按我们当地教育局政策，在偏远乡镇任教的28岁以上未婚女教师，可以申请调往城区学校。我早就申请了，局里有关领导已经答应，让我回校填个调动申请表按组织程序报上来。但是学校校长不同意放人，也不给签字。乡镇教师短缺，教育局与教管办有不成文的内部规定，随便放走教师一般不再给补充，以此相互监督制约，也有点互相推卸责任的意思。校长不敢签字实属正常，如果签了，教管办会批评，教办主任签了字并上报了，教育局便有了话说。这怎么办，政策就这样沦为一纸空文了吗？实在是非常难办。中年韩老师（43岁，在乡村学校任教20余年）：我在乡村学校任教，确实是喜欢这里，环境非常好，而且人际关系简单，学生热爱学习。我教的班级每学期全县统测成绩都名列前茅。我在这里教学有一种成就感，领导也比较器重。每送完一届学生想调走的时候，都舍不得走，领导一挽留，就又留下了。老师的假期也比较多，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是很少，可以接受。如果你是调研组成员，请根据“给定资料”，梳理乡村教师队伍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今年入夏以来，大爷大妈因跳广场舞与年轻人抢占篮球场、高考期间拒停跳舞、青岛老人暴走团占据快车道健身等消息频频见诸媒体。频频抢占媒体头条的“抢地盘”事件，再次引发对老年人健身问题的关注。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中，就提到“鼓励和支持为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老服务机构和组织因地制宜配备适合老年人的文体器材。”这被视为从国家层面解决老年健身场所的一个开端，因为只有城市管理者真正为所有人安排了各取所需的活动空间，才能避免类似老年人和篮球少年冲突事件再出现。

2016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明确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为此，要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加强污染源监管，严控新增土壤污染。请结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政策，谈谈你的看法。

1.提起平顶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煤多。除了煤，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书会，绵延700余年不衰；宋代五大名瓷之首——汝瓷诞生在平顶山汝州……而这里的人民也很幸福，“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初冬时节，在平顶山市白龟湖畔，野鸭时游时飞，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平顶山人正逐步改变着因煤而引起的负面形象。“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坚持“生态建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和谐兴市”，坚持保持增长与优化结构并重、力促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实现了由污染较重的工业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的“华丽转身”。2009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27.8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居全*省第五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3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居全*省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2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78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68.8%和77.8%。随着经济发展，平顶山市打出了改善民生的“组合拳”：在全*省率先建立全民医保、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制度；率先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县（区）活动；率先实行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等，被国家有关部委称为“平顶山模式”。“这些进步，是我们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作风和方法要求的成果。”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说。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为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平顶山市将之与干部政绩考核连在一起。日前，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在考察研究干部时，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没有通过，直接原因是：群众“幸福指数”较低。赵顷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还有抱怨？问题就在于，一些干部不善于把工作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发展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上。为此，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平顶山在全国是较早的一个。2.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 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 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 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唯GDP 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幸福感”正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目标。但好看的GDP 与真实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道“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旗帜下，如何把追求GDP 增长与幸福感增强统一起来，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开动脑筋重点解决的问题。幸福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说法，上网查找“什么是幸福”，搜索出来的结果有306万条，但幸福却是有共性的。当我们被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压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幸福；当我们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但幸福却是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更可以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来衡量的。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民生工程却仍然停滞不前，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又如何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3.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关于幸福感指数，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影响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其先后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幸福感指数的内涵。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2016年10月，孤寡老人办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被要求请吃饭“意思意思”，结果一顿饭花掉了3个月收入600多元。对此，当事村干部却表示，“不去吃对不起人家。”一面是困难群众对摆脱贫困的殷殷期盼，一面却是“要办事，先吃饭”的不当要求，补助被变相“克扣”，发生在四川安岳增花村的这个故事，令人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请试分析有哪些做法可以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